博世壁挂炉停机闪灯维修(博世壁挂炉指示灯一直闪)

博世壁挂炉停机闪灯维修(博世壁挂炉指示灯一直闪)

前沿拓展：

博世壁挂炉停机闪灯维修

他们直接打029-84685265就可以

---

1998年，新疆阿尔金山，偷猎者留下的藏羚羊头颅堆放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上（奚志农）

1993年5月，云南省德钦县白马雪山上的冰雪还未融化，29岁的奚志农又一次进山寻找滇金丝猴。同行的是在白马雪山展开滇金丝猴考察项目的美国博士柯瑞戈，还有两位当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肖林和钟泰。肖林对奚志农的印象是“瘦而高，满脸是爬到高海拔处的疲惫和兴奋”。

位于海拔4300米的观测营地被白雪隐没，他们用斧头将木屋里面的冰块劈落，拆下屋顶，晒干屋内的潮气，用木条搭建太阳能板支架给笔记本和摄相机充电。山上没水没电，营地也只是一间用木板搭建的临时住所，有的木头缝隙足有五公分宽，四处漏风，他们又钉上厚厚的塑料布。

大部分时间，奚志农和肖林、钟泰都在野外，穿行在群山沟壑间寻找滇金丝猴的痕迹。直至1992年，人类没有拍到过滇金丝猴清晰的野外照片，为保护滇金丝猴而设立的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培训员工时，用的是川金丝猴的照片。

那个春天，奚志农看着雪慢慢地融化，看着叶子从枯黄变为鹅黄，再从嫩绿长到碧绿，看着杜鹃花从低海拔一路长上来，替代不断后退的白色雪线，却始终没有发现猴子，像前一年冬天来时一样一无所获。

三个月后，肖林通过营地电台告诉奚志农：找到猴子了。奚志农当晚出发，七天后到达营地。他们带上粮食、锅碗、帐篷和睡袋，每个人背着几十公斤重的背包从营地出发，走过高山草甸、流石滩，翻越几座山口，穿过长满百年杉树的原始森林，终于在第六天找到了新鲜的猴粪，猴群正在对面山上的树丛间嬉戏。

在雪山上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守来遇见滇金丝猴的半小时。

由猴子引发的故事延续至今。2002年，奚志农摄制的《追寻滇金丝猴》在被誉为“绿色奥斯卡”的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上获得“TVE奖”，是中国首次在该电影节获奖的野生动物纪录片。这一年，奚志农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野性中国”；自2004年起每年都举行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传递“影像保护自然”的理念。

为了感谢像肖林和钟泰这样的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帮助，奚志农在每一期训练营都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提供免费名额，“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用保护的眼光和意识去拍摄野生动物，特别是他们工作地的野生动物，这多么有意义。”

在“野性中国”成立的20年间，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关上门”到讨论社区共建、公众参与。影像成为保护区散播出去的信使，传递出鲜为人知的秘境之美，带回世人的关注与向往，连接出一个开放、包容和尊重生命的国度。

自由的瞬间

2022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奚志农发起创立的苍山自然影像博物馆在大理正式落成。博物馆是一栋掩映在青葱树木间的三层白色建筑，陈列了野性中国摄影大赛的优秀作品，这是野性中国在成立20周年之际，为庆祝《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召开而举办的比赛。

哺乳动物组的冠军作品拍摄的是羌塘高原上的藏羚羊，海拔5200米无人区里的雪原和山峰构成水墨画般的意境，两只雄性藏羚羊在平静的对峙中酝酿着一场争夺繁衍权利的斗争。鸟类组的冠军摄于河滩上，两只水雉幼鸟在水草中行走，朝阳下的露珠在镜头的虚焦后成了点点暖黄色的光斑。展出的作品中还拍有各种两栖动物、昆虫、水下动物和植物，呈现了一个常人难得一见的生物世界。

展览的题诗名为《惊艳的对视》：“拍摄野生动物的人/得有羚羊的腿/老鹰的眼/猴子的臂/大象的重托/还有一颗大自然慈悲的心……”意指野生动物摄影的不易。

1839年法国画家路易·达盖尔发明照相机后，动物形象很快出现在摄影作品中，但多为动物标本或人工饲养的动物。早先囿于技术原因，感光材料需要漫长的曝光时间，难以捕捉动态的影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往往远离人烟，拍摄便跟探险和考察联系在了一起，拍摄者还需具备丰富的野外经验及专业的装备。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很多动物图鉴及影像记录还是采用标本或人工干预的方式完成拍摄。1983年，奚志农在科教片《鸟儿的乐园》摄制组里做摄影助理，摄制组专门请了动物园的技师来负责抓鸟养鸟，拍摄时就用尼龙绳拴住鸟儿的腿放上枝头。他们在中甸县纳帕海拍摄黑颈鹤，摄影师没法拍到近景，便从中甸一中借来标本放在草甸上进行摄制。在中甸行车看到一大群白马鸡，摄制组还来不及拍摄，它们就跑走了，只好找来一只人工饲养的白马鸡带到野外。

“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拍摄，但本能地不喜欢这些方式。”奚志农觉得鸟儿应该是更自由的，摄影是将鸟最富有灵性的瞬间固定下来，于是他开始学习摄影。

1990年，奚志农在《动物世界》栏目做临时工摄影师，在昆明动物所拍懒猴时遇到当时的研究员龙勇诚，他问奚志农：你怎么不拍滇金丝猴？两年后，龙勇诚邀请奚志农加入白马雪山滇金丝猴考察项目。

滇金丝猴是一个生活在滇西北广袤森林中的神秘物种，最早的文字记录来自在滇西北寻找新的动植物物种的法国传教士。1871年他们发现了这个物种，将其标本运回法国正式命名，此后近一百年里，再没有任何关于滇金丝猴的记载。

1962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兽类学家在德钦县发现八张滇金丝猴的皮毛，中国动物学界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这一物种还存活着。1979年，昆明动物所再一次在白马雪山上看见了活的滇金丝猴，促成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直到1992年6月龙勇诚拍到世界上第一张滇金丝猴的野生照片、1993年9月奚志农首次拍摄到野生状态下滇金丝猴的生活场景。拍摄时，他们也没想到，这些影像记录会在后来挽救滇金丝猴的命运。

1995年，奚志农在昆明动物所饲养场拍摄的滇金丝猴

2019年奚志农在红河流域拍摄的绿孔雀

影像的力量

1995年，德钦县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困难，决定开采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里的施坝林区。砍伐树木在德钦已成为开发的惯例，肖林在自传中写道：“1990年代之前的德钦发展史，就是一部砍伐史。”人们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开辟出一条条运送木材的道路，后来渐渐都成了省道和国道。

但施坝林区是考察组观测到的滇金丝猴重要的栖息地，约有两百只猴子在此生活，并且周围的原始森林都已被砍伐，一旦施坝林区消失，滇金丝猴将无处可逃。

考察组的成员们心急如焚，奚志农劝阻地方部门，对方答复：“我们工资都发不出了，谁想制止，谁给钱。”无计可施之下，奚志农的朋友尝试着给《环球绿色行》的作者唐锡阳写信求助。唐锡阳自1980年主编《大自然》杂志起，考察了国内外许多自然保护区，他将见闻写出，希望激起更多人对自然的爱惜和忧虑。

在唐锡阳的帮助下，奚志农给《环球绿色行》的另一位读者、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写了一封呼吁保护滇金丝猴、停止砍伐森林的信，信中道：“看看这些可爱的动物，这是自然历史的伟大创造，是大自然的精华和骄傲，其生态意义和人类的诞生与存在是共同的。难道我们容许它们灭绝在我们的手里吗？”随信寄出的，是滇金丝猴和它们栖息环境的照片。

宋健很快对这封信作出批示，并将之转交到原国家林业部，要求专门调查，并依法施加影响。专项调查组于1996年1月和4月两次抵达德钦，阻止了砍伐计划。唐锡阳邀请奚志农前往北京给大学生做演讲，介绍滇金丝猴。随后，“大学生绿色营”的几十个学生于1996年7月前往白马雪山做环境调查，成为中国民间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大事件。

这是奚志农第一次感受到影像的力量。一年后，他在拍摄藏羚羊的过程中，再次用影像发起了保护活动。

藏羚羊绒织物价格昂贵，盗猎分子为获取绒毛大规模猎杀藏羚羊，1997年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数量已不足两万只。1997年12月，奚志农作为《东方时空》记者前往青海报道“野牦牛队”的反偷猎事迹，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我们看到的藏羚羊加起来不到200只，而且大部分都是‘惊车之羊’，往往在十公里以外就开始四散奔逃。”在格尔木，奚志农拍摄到了“野牦牛队”从盗猎者处缴获的堆成小山的藏羚羊皮。“透过取景器，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藏羚羊那至死还圆瞪着的眼睛、角上的弹洞，和滴血的头颅……”

返程后，奚志农立即带着藏羚羊照片去大学演讲，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藏羚羊的危急情况。传播最为广泛的一张照片是1998年他随科考队到新疆阿尔金山考察时所拍摄的。照片中，11颗藏羚羊的头颅堆放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上，有的毛皮还很新鲜，有的已腐化成头骨。照片揭开了血腥的野生动物交易链条，引起了有关部门和民间自然保护组织的关注。

“看见”自然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2003年底,我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226处（如今有474处），其中栖息了几百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公众对它们却了解甚少。中国的野生动物摄影起步晚，专业的拍摄者少，许多中国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都很少有完整的生态影像记录。

2004年，奚志农接了一则广告，得到了他前30岁中最大的一笔钱，而数码相机逐渐大众化，进入普通家庭。奚志农用部分钱换了相机，决定办一个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邀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参加，“前面那么多年，如果没有保护区的一线人员，没有做科研的人，没有当地乡民，我能做的非常有限，我不识路，也不知道动物在哪儿。”并且，保护区工作人员每日在辖区巡查，他们比旁人更了解自己辖区内野生动物的特性，有更多机会拍摄到它们。

第一届训练营在北戴河举办，当时在云南省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艾怀森得知消息，派出两名一线工作者参与训练营的课程，之后又邀请奚志农来高黎贡山，后来这里成为野性中国摄影训练营举办次数最多的地方。

艾怀森拍摄在林间飞跃的菲氏叶猴 图 受访者提供

艾怀森在高黎贡山摄影 图 受访者提供

艾怀森喜欢摄影，他自1997年拿起相机，为自己写的文章拍摄配图。在野性中国训练营，他发现原来拍摄野生动植物有专门的技巧，如何布光、如何运镜都有讲究。例如，树蛙的瞳孔特别漂亮，但直接拍不好看，要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让闪光灯对着树蛙，眼睛一下就灵动了。

除却技巧，训练营特别强调不打扰动植物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看见”东西，看到动物和植物的关系，看到它们和环境的关系。

艾怀森拍过一张马缨花的照片，他将镜头朝上，对准几棵高大的马缨花树树冠，即使它们枝干粗壮，树叶茂密，但树冠之间默契地相互避让，留出空隙，阳光从空隙间倾泻而下，照射地面。艾怀森解释：“这是杜鹃花科的羞避现象，如果它不把阳光让出来，地面的植物死掉，它的根系也得不到滋养，所以它会主动避让。森林就是上面有高大的乔木，下面有低矮的灌木，有在树冠上生活的动物，也有在灌丛里生活的动物，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生态系统。”

艾怀森常常从动植物身上看到生命的力量。一次他在拍菲氏叶猴在丛林间飞跃时，刚架好脚架，一只母猴带着小猴子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上，他赶紧按下快门。事后观察这些照片，艾怀森发现平时总要用一只手抱着小猴的母猴松开了手，它用两手抓握树干才能荡过去，而小猴必须自己紧紧抓着母猴的毛才能不掉下去。“生命太顽强了，首先要有活下去的本能，才谈得上活得好的本能。”他感慨道。

在山间拍摄是苦乐交加，艾怀森说：“我们是身在苦中不知苦，只感觉到快乐了。”但其实疲惫、饥饿、炎热、寒冷，每一样对人体都是实实在在的折磨。艾怀森曾有一次去野外拍摄羚牛，追随羚牛走到森林深处，突遇暴雨，“原始森林里面一下雨，就看不到来路了，我们迷失了方向，风雨交加，又累又饿。”最后，艾怀森强撑着前行，靠指南针找回了来时的路，在午夜后回到帐篷营地，“现在想一想，如果那天不冷静判断，可能回不来了。”

冯尔辉拍摄的东寨港黑水鸡 图 受访者提供

“封山”重新敞开

艾怀森熟悉高黎贡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每天巡山，他知道在哪儿可以遇见高黎贡山的特有物种天行长臂猿，知道去哪个水塘找抱对的树蛙，知道每个月分别能看到哪些动物的特定行为。以前巡山是一件苦差事，艾怀森担任保护区局长后，给工作人员配备相机，教他们拍照，巡山变得像是一种探秘游戏。

“大家主动地去发现拍出来有意义的东西，他们自己觉得有趣，也可以丰富保护区的素材，甚至可以投稿发表，赚微薄的稿费，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为鼓励大家拍照，保护区创办了《高黎贡山的一千零一面》科普丛书，提供了一个影像保护展示的平台。

这套丛书近乎全面地展示了高黎贡山的自然图景，直观地带给人视觉的审美和内心的震撼，也传递出一个信息：高黎贡山向外界敞开。

艾怀森认为保护区以前的控制管理过于严格，“当时的口号是一草一木不能动，人也不能进，我们保护区管理者和周边村民都是敌人，我们像防贼一样防他们，他们也像防敌人一样对待我们。”

艾怀森小时候在高黎贡山脚下生活，他的祖父在山中有一处茶园，他记得祖父看山巅夕阳时给他讲的故事，记得早晨被鸟的叫声惊醒，它们红嘴蓝背，有长长的尾羽，祖父告诉它那叫“拖白练”。直到1986年他成为一名动物学专业学生后，才知道“拖白练”就是红嘴蓝鹊。

也是在这一年，高黎贡山被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村民不再获准进入保护区，人与山的关系变得微妙而紧张。本地人一直靠山吃山，打猎、取柴，不准进山在实质上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偷猎、盗伐屡禁不止。

1992年以后，保护区开始反思这样的封闭式管理方式，能不能让村民参与保护工作？怎样能在不取用保护区资源的同时保障村民的生活质量？艾怀森想到了发展旅游业。

高黎贡山生活着七百多种鸟类，过去村民经常用枪打鸟，当作野味。艾怀森告诉村民，打鸟只能用来吃，而如果把鸟保护起来，让游客观鸟，为他们提供餐食、向导服务，可以赚到钱。为了进一步宣传高黎贡山的观鸟旅游，艾怀森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资源及观鸟旅游》，用自己的胶片相机拍照附图，吸引来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当观鸟向导的过程中，村民们逐渐发现，有水的地方鸟比较多，观鸟的人更开心，停留的时间更长，他们能赚更多的钱，于是会在旱季时为鸟群引来山泉水。生意越做越多，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高黎贡山被称为‘观鸟圣地’。”艾怀森从一句问话里就能感觉到这一变化，“过去讲到一种鸟，人家第一个就问味道好不好吃，现在都是问好不好看，哪里可以拍到——完全变掉了。”

这坚定了艾怀森的想法，人不关心自然是因为没有看到他们眼中高黎贡山的美好，“让其他人看到我们眼中看到的东西，才能引导他去想我们所想的如何保护的问题，最终引导他做我们所做的行动。”

“大家都在转变观念”

有时候影像的作用直截了当。冯尔辉原本在海南省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社区科工作，负责去周边村子做宣讲，2009年刚参加工作时，到村里去经常被村民吐口水，“保护区和周边村庄是零距离的，保护区成立以前，每个区域都有归属的村庄，所以我们去管理，村民会觉得是政府在占他们的土地。”

冯尔辉肤黑微胖，说话带着海南人惯常的慢悠悠语调，“我们就去村里拉一个横幅，写上标语，拿着广播去村里念保护条例，但没什么效果嘛。”

偶然的机会，冯尔辉得知野性中国摄影训练营，保护区领导也很支持他去参加，“单位里有一些相机，但我们不专业，只是拍照记录鸟类。”从训练营回来后，冯尔辉在候鸟来临的季节每天都去拍摄，再去村里宣讲时，他把照片打印出来，做成宣传册。村民们这才发现，他们以前常常抓的一种鸟，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

“本地人对物种的叫法不一样，以前我们告诉他，抓黑脸琵鹭是犯法的，村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了影像后，他们就对应上了。”冯尔辉说，现在如果有人打鸟，村民们还会自发地打电话举报。

红树林被本地人称为“茄椗”（或“枷椗”，音相同），东寨港保护区1980年才成立，而本地人与红树林的相处已持续了几百年，保护红树林的共识实则自古有之，并以某些禁忌或规约的方式固定了下来。

冯尔辉在东寨港红树林间巡护 图 受访者提供

红树林旁边曾经竖立着一块清代道光年间的《奉官立禁》石碑，记载了禁止村民砍伐红树林的具体措施，如“枯木按年正月初十折”，一年只能折取一次木材，“不得乱刀斧损伤”，如果违反，罚钱二千文。惩罚力度之大，可见时人对红树林的慎重。

冯尔辉指着东寨港保护区地图上一条从海边延伸进内陆的狭长裂缝介绍，1605年，明万历年间，琼州发生过一场大地震，东寨河沿岸陆地下陷，形成了这个海南岛伸入内陆最长的港湾，沿岸的村庄沉入海底，这片红树林是村庄重建后人们种植的。如碑文所言：“地陷空暇，粮米无归，要（邀）众助力种枷椗，以扶村长久。”冯尔辉解释，“有红树林的区域跟没有的区别很大，红树林里的鱼虾特别丰富，台风来时，红树林还可以消浪挡风。”

本地人与红树林关系变得紧张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那是一个“向海要地、要粮、要生产力”的年代，国营三江农场先后组织近万名职工砍伐了11000亩红树林，并在滩涂上筑了一条长7400米的拦海堤坝。1977年，海南农垦局组织人手将滩涂地改造成水稻田，然而，堤坝里盐碱太重，水稻无法生长，80年代以后改种椰树、甘蔗、香蕉等植物，均告失败，只能围海发展海水养殖业。

自那以后，东寨港水质迅速变差，“养殖塘直接引入海水养殖，又直接将污水排入大海，养殖塘多了以后出现很多问题。”红树林本身具有很强的净化污水能力，然而养殖塘密度过高，排放的污水远远超出了红树林的负荷，生态就此失衡，“小时候我们家里没东西吃了，往红树林一跑，上来就是一大袋的螺和螃蟹，随便捞，想游泳直接跳下河。后来就变了，水是发黑的，人站在水边能闻到臭味。”

2012年以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被多次强调，2013年，海口市政府决心实施退塘还林工程，投入5500万元将保护区生态红线200米内的养殖塘撤出。

“退了2355亩，没有出现一起群众事件。”冯尔辉说，“村民做了很大的牺牲，大家都在转变观念，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了。很多人转业去搞渔家乐，不一定要掠夺式发展嘛。”

徐华林 图受访者提供

保护的成本

深圳市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与东寨港有着相似的生态环境，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线路上，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中心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不像东寨港一样存在村民生活与保护区发展的矛盾，但福田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徐华林觉得，在城市里经济发展为生态让步，更需要让公众理解“政府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钱去做保护”。

“在全国47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我们是面积最小的一个，可是在深圳，这么大的地方如果搞房地产开发、修路，会是很大一笔财富。”在日常的观测、科研以外，面向学校或社会做科普讲堂也是徐华林重要的工作内容。

自2018年参加野性中国摄影训练营后，徐华林开始致力于用影像和行动保护自然，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望远镜、脚架、相机等装备前往保护区调查记录。他将照片随手发在朋友圈里，取名为“发现自然之美”系列。他拍摄在红树林间飞翔的夜鹭，停留在树梢枝头的小白鹭，飞过城市高楼的候鸟群。“你去观察，就会发现大自然真的非常神奇，特别是鸟类，群飞的震撼、个体飞行的优雅、羽毛的漂亮、叫声的好听、捕食的迅猛……”

徐华林拍摄的黑脸琵鹭。近二十年来，来福田保护区越冬的候鸟黑脸琵鹭数量从百余只增加到三百余只。 图 受访者提供

当观测到罕见的动物时，徐华林会立刻向媒体提供照片和新闻的背景材料。他在福田红树林保护区首次记录到黑鹳、罗纹鸭、白肩雕等鸟类。2022年7月，他刚发现了时隔14年又来到保护区的董鸡。近年来对环境变化敏感的鸟类回归或增加，被看作是深圳湾水质改善的证明。

徐华林在保护区工作了二十多年，近几年来，他明显感觉到政府对于环保治理力度的增强。经济增长不再是唯一的发展指标，2019年深圳首创“绿色GDP”，将生态效益加入考核当中，目前深圳拥有各类自然保护地27个，陆域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多达24%。

在云南，奚志农也在见证着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博弈。2017年，奚志农得到消息，红河干流将修建的“戛洒江一级电站”会破坏上游绿孔雀栖息地，他组织野性中国的成员在红河、澜沧江、怒江流域做关于绿孔雀的调研，证实它们生存状况堪忧，修路、开矿、修建水电站已经对绿孔雀造成了许多无可挽回的伤害，红河流域上游这一块是绿孔雀在中国最后一块完整的栖息地。在他们拍摄的视频和照片中，对变故毫无知觉的绿孔雀在丛林中踱步、觅食。

调研结束后，野性中国和自然之友向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水电站建设方停止建设，消除对绿孔雀的危害。这也是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经过五百多天的等待后，审判结果在2020年3月公布，绿孔雀赢得了“胜利”。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在找寻一群滇金丝猴、救下一队藏羚羊、栽种一片红树林、守护一群候鸟这些具体而微的行动中，也在一份又一份政策、规划、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当中。自1992年我国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过去的30年里改变无时无刻不在发生。2021年，我国首次承办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会上通过的《昆明宣言》又将开启人类下一个十年的决心。

30年间，无数人参与这一跨越物种的事业，有幸得见大自然真实面貌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为它着迷。奚志农拍摄了野生动物三十余年，肖林用了半生守护白马雪山的滇金丝猴，艾怀森调离了高黎贡山，仍然时常回去，冯尔辉想帮助东寨港恢复至他儿时的景象，徐华林日复一日地在园区内观测。尽管他们用镜头凝视的那些生灵，似乎不会给予任何回应。

但当人类不再只聚焦于自身，开始看见这个星球上的每一样其他物种时，未来才会充满希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拓展知识：